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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

發布時間: 2021-08-24 21:52:32

1. 日本當年的細菌實驗是什麼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資料,卻被專家們認為是一本揭示日本細菌戰的罕見物證。1944年4月,日本戰敗前夕也是其最瘋狂的時期,日本細菌學界的精英們在日本京都開了一個會,展示了大量有關細菌研究的成果,這些成果還被印刷成冊。幾十年後,這本日本細菌學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國民間收藏家得到。

81頁的日本細菌學研究摘要

記者在收藏家吳建勛家中見到了這本印有《第18屆日本細菌學會演說及演示摘要》的資料,它和32開書本大小一致,紙張略微泛黃。總共81頁的資料收錄了與會者的演講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據資料封底內容,參加這次會議的除「滿洲第731部隊」外,還有60多個分別設在日本、朝鮮、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日本細菌研究機構。

活人解剖和人體實驗

那麼,這本資料里究竟有些什麼呢?吳建勛找人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翻譯,整理出部分內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發現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內,從事森林砍伐及運輸的作業人員中流行伴有劇烈熱性麻痹的腦炎……根據昭和18年3月後的作戰要求,我們開始著手該疾病的調查研究。5月中旬,從秘密聯絡的當地工作者那裡得知該地又發現2名疑似患者,我們火速趕往現場抓捕帶回。深夜,石川醫生將兩名腦炎患者解剖後獲得一種病毒……證明為森林扁虱腦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長崎再度暴發小規模流行登革熱。我們對患者采血後注入老鼠腦內……從而成功地進行了登革熱病毒的繁衍,隨後又注入到健康人體內,果然引起了登革熱。」

活人解剖、人體實驗、病毒實驗……書中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

罕見資料將是有利物證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在對資料進行初步研究後說,自己從沒見過這樣一本較為完整、系統記錄日本細菌戰研究的歷史資料,這對民間索賠是一個有利物證。(據新華社北京3月12日電)
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高統治者下令組建的細菌戰秘密部隊,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研究中心。他們利用健康活人進行細菌戰和毒氣戰等實驗,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同樣駭人聽聞。

七三一部隊1932年在中國哈爾濱設立研究中心。這支部隊擁有3000多名細菌專家和研究人員,分工負責實驗和生產細菌武器,殘忍地對各國抗日誌士和中國平民的健康人體用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細菌和毒氣進行活人實驗和慘無人道的活體解剖,先後有一萬多名中、蘇、朝、蒙戰俘和健康平民慘死在這里。

經研究證實,這個部隊當時已具有可將人類毀滅數次的細菌武器生產能力,他們的「研究成果」投放戰場,致使20萬人死傷。1945年8月,七三一部隊為了銷毀罪證,在敗退時炸毀了這里的主要實驗設施。

2000年,有關專家在黑龍江省檔案館首次發現並公布了731部隊用活人作細菌實驗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別輸送檔案」,是該部隊敗退時來不及銷毀而意外留下的,是侵華日軍進行人體實驗的直接罪證。

侵華日軍在中國設立了若干支細菌戰部隊,共設有63個支隊,而七三一部隊是他們的研究和指揮中心。侵華日軍的人體實驗不僅在七三一部隊進行,其他各細菌部隊包括部分日軍陸軍醫院都干著同樣的人體實驗的勾當。到1943年末,侵華日軍幾乎每個師團都配有防疫給水部隊,以防疫給水為名進行各種人體實驗活動。

此次公布的人體凍傷實驗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完成的,該部又稱北京1855部隊。據這個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翻譯官、已去世的韓國人崔享振證實:「這支部隊每年至少要用500人進行人體實驗。」

另據原廣州8604部隊隊員丸山茂提供,在日軍侵佔香港期間,大量香港難民湧入廣州,廣州8604部隊利用難民營中缺少食品為由,向難民提供摻入細菌的食品,致使數百人死亡。

中國政府為保護731安達野外實驗場遺址而設立的石碑

二戰結束前,日軍為消滅罪證炸毀了七三一細菌戰實驗基地的大部分設施,並將實驗資料移交美軍,後被用於朝鮮和越南戰場,對戰後西方細菌戰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七三一部隊的大部分戰犯至今未能受到應有的審判。

為永久保存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遺址這個二戰中極為特殊的標志性遺址,從2000年開始,經國家文物局的批准,有關部門耗資近億元對七三一部隊遺址進行了首次全面清理,發現了300多件人體解剖用具。同時,採取措施對這個遺址進行保護,決定將其建成一座呼喚人類和平的遺址公園,並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曾深受殘害的中國眾多倖存者以及侵華日軍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證據證明,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罪行累累,不容否認。

中國官方消息29日說,就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犯下的罪行,多年來,中國眾多受害倖存者先後提供了大量證據,一批受害者及親屬曾向日本有關法院提出訴訟。

而當年侵華日軍有關人員也以多種方式,提供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殺害中國人民的證據。這些當年細菌戰的參與者人性復歸,有的通過日中友好組織,以各種方式向中國人民謝罪、認罪;有的沖破層層阻力,提供侵華日軍細菌戰的證據;有的多年隱沒,臨終前把日軍細菌戰的證據交與後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於眾;有的垂暮之年,病體纏身,自感當年從事細菌戰罪孽深重,以拒葯、絕食等方式,表達痛悔之情。

據了解,提供證據的前侵華日軍人員有:第731部隊少年隊隊員田村良雄、第731部隊工務班土木建築員兼司機鈴木進、第731部隊抄寫員鈴木春房、駐華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隊第三課鼠疫、跳蚤生產技術員伊藤影明、駐廣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隊第一課細菌檢驗員丸山茂、第731部隊成員田中信一和前侵華日軍航空員松本正等。

據受害人提供的證據證明:1940年10月下旬,日軍飛機在浙江寧波地區上空低飛,撒下麥子、麵粉、栗子、棉花等物,裡面夾有大量跳蚤。幾天後,這一地區先後有上百人患鼠疫,除個別人倖免外,其餘全部死亡,有多戶全家死絕。當時,經有關衛生檢疫部門檢驗證明,日軍飛機拋撒物夾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華軍細菌實驗戰調查團」先後四次來華。1991年8月,他們在浙江義烏市江灣鄉,會見了當年在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倖免於難的五位村民。其中,64歲的王來勇回憶,1942年10月上旬,日軍飛機在空中撒下白色煙霧,落在村裡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裡許多人發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這個市的衛生工作者曾作過調查,侵華日軍當年在義烏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達380人。

前侵華日軍駐廣州波字第8640部隊細菌檢驗員、班長丸山茂證實,1942年,他所在的日軍細菌戰部隊曾向廣州南石頭粵港難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細菌戰劑,殺害中國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來中國,按日本人謝罪方式,剃成光頭,淚流滿面地跪在「粵港難民之墓」前認罪謝罪。事後,他向有關人員一一指證當年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遺址。

2. 陳薇院士父母工作過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院士的父母工作的地方是我們所不能夠了解的,因為沒有太多的去調查。

3. 中祥投資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中祥投資有限公司是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冊,從事投資業務的專業性公司。公司成立於1999年7月,主要業務范圍包括:證券投資、項目投資與管理、資產及基金管理、投資評估、企業並購與資產重組、企業改制與公司上市等。
法定代表人:童增
成立時間:1999-07-09
注冊資本:30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110000000729684
企業類型:其他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萬通新世界廣場715B)

4. 馮錦華的相關文章

「小家」與「國家」
有時候,人不一定考慮到以後的事情,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不覺回頭一看,十幾年過去了。7年後,馮錦華這樣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一頭短碎發,皮膚白皙,身體微微發胖,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要小。
所有熟悉的朋友見了他都會問:錦華,你現在干什麼?他則禮貌低調地回答:瞎忙、瞎忙。過去一起在日本留學的朋友多在中國的日企工作,月薪基本上都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上,社保各方面待遇都不錯。
馮錦華至今沒有固定職業,本刊記者見到他時,他在南寧出差,他和朋友在南寧有個工程。事業是他遺憾的地方,畢竟他已經38歲了。他的日語除了與日本記者偶然聊天外,很少說,有些都不太熟練了。性格決定命運,他並不後悔當初那樣做,他喜歡嘗試不同的生活。
馮錦華2001年12月10日接到判決書後沒有上訴,十多天後,他低調地回國了一次,看望妻子和剛出生的小女兒。2002年1月7日,他又返回日本,日本的職位還在,他要回去賺錢「養家糊口」。
第二次回來,他很迷茫,不知道未來該干什麼。他知道,今後不可能再返回日本工作了,雖然他並不一心返回日本,但今後的工作卻是個大問題。
返回的那天,北京機場,愛國者同盟網等的網友租了一輛大巴到機場迎接他歸來,這讓他覺得很溫暖,許多朋友一見如故。
在家裡,他待了一段時間,接到了許多電話和捐款。有的人想見他,他都盡量去見。
現在他還記得,總捐款有2萬多元,「我不願意說捐給希望工程。」他說要以實際行動來證明「我馮錦華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
2002年,他遇到了童增。童增曾參與1996年的華人聯合保釣運動,是參與該活動的內地代表人物之一。保釣運動(保衛釣魚島)始於上世紀70年代,發端於香港,在海外華人中有相當的影響力。
馮錦華來到了童增的公司工作,把家安到了北京。保釣運動在內地開始重新煥發生機,他成為總聯絡人,徵集人員,籌集資金。「什麼人都來了,從博士到小學文化,從農民到高官,從老闆到無業人員……有的會搞無線電,有的能搞到船隻,有的能……」
近一年時間的籌備促成了2003年出海行動,當時北京是非典的重災區,他們聽傳言說北京要封城,甚至准備步行到天津搭船。
比保釣活動本身更重要的是,他通過保釣活動聚集了一批愛國人士,北京、寧波、武漢、重慶……到哪裡都有他的朋友。
歷來外交無小事,「保釣運動」更事關國土爭議。在中國外交上,草根民間團體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成了「敏感人群」。「有的人因為參加保釣活動,個人生活遭到嚴重影響。」1990年代初,有的人因為給日本大使館寫了封信,就被調查。
現在,環境寬鬆了許多。遇到抗戰紀念日,或敏感的事件,他們會組織人員去日本大使館抗議,現場警察和記者比抗議的人群要多,但警察還是很尊重他們。
一些成員的家境並不太好,有的人家裡的房子被強制拆遷,土地被強制徵收,走上上訪維權的道路。周圍的人笑話他們:你們連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還保什麼釣魚島呢?
馮錦華覺得,這並不矛盾。「自己的房子要保,國家的領土也要保。不能說,我的房子保不了,就說這個釣魚島也不要。我們要寬容對待政府,政府也在發生轉變,全中國人都在為這個奮斗,有的人比我們付出代價更大,把程維高搞下馬的人,我見過,他現在的處境很不好……我們希望每個國民都享有公民權。」
有的時候他跟公安人員說:「我看到你們都很親切,我把你們當作中國人看待,不把你們當作公安局的人,不管你怎麼對待我,咱們永遠都是一個血脈。」這時候,警察也被他們的話感動。
記者問:如果發生以前的事,你還會那樣做嗎?
馮錦華說:在日本,我看到中國要派航天員升空的時候,當時眼眶就濕潤了,回來後反而沒有這樣的感覺。也有人這樣問我,我真的不能保證還會那樣做。因為在國外,我會強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回來後,我已經感覺不到特別,反而是,日本人沒有欺負我們,我們自己卻做了一些讓我們很傷心的事情。
馮錦華社會活動者
1970年出生。1994年赴日留學,2001年因不滿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在神社兩邊的石獸座上噴漆抗議,造成轟動一時的「馮錦華事件」。2001年歲末被《南方周末》評為「年度人物」。

5. 童增的個人簡介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會長,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祥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祖籍湖北黃陂,世代書香門弟,祖上多人參加辛亥革命,其中三人參加了「武昌起義」。祖父童傳鈞經蔣介石首席智囊楊永泰推薦到行政院工作,後派駐財政部稅務總署審計室主任。1948年支持和協助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後深感國民黨腐敗決議不去台灣。解放後經周恩來總理擔保而免遭歷次政治運動沖擊。叔爺童陸生、童邱龍成為中共高級幹部。童陸生在延安曾任軍委一局局長,1945年與周恩來、章文晉組成「三人小組」,赴重慶、南京參加「國共談判」。童邱龍為濟南軍區炮兵副政委,生前將自己多年收藏的價值數億元人民幣的古今名人百幅字畫(其中包括董其昌、鄭板橋、徐悲鴻、潘天壽等大家的真跡)無償捐獻給國家。(摘自黃陂童家灣史)

6. 名古屋事件的名古屋事件

事件起因
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0日與到訪的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劉志偉等人舉行會談,提到南京大屠殺時表示的確存在常規的戰斗行為,但他認為大屠殺事件並未發生過,並稱日軍在南京受到優待。
對於日本而言,只有誠心承認那段歷史才能獲得諒解;對於中國而言,只有盡力還原那段歷史才能告慰亡靈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月20日上午在對南京市政府代表團的會見中公開懷疑 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實性之後,南京市政府從21日凌晨開始先後發出兩次聲明,又在21日晚上宣布南京市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間的官方交往,這在向來以「中日友好」為外交准則的中國城市中可謂絕無僅有。中國外交部22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談到關於日本名古屋市長否認南京大屠殺一事時表示,中方已就此事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對於南京作出暫停與名古屋市交往的決定表示理解和支持。
按照過去數次相似事件的慣例,黑客們在第一時間攻擊了名古屋市政府的網站,該市動物園的一個網站主頁甚至被貼上了「必須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標語。河村隆之隨後的態度則讓人疑惑:他一方面說自己的言行無禮及不適當,但又強調不會撤回或修改有關言論。 中日雙方都在隔空喊話,雖然明知沒有真正交手的機會,河村隆之說,「我想在當地舉行一次公開的辯論會,我也要親自前往」,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生則在微博上表態,「我向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發出公開挑戰:任何場合,任何時間,任何旁聽人數,就南京大屠殺的基本史實進行公開辯論!」
河村隆之在會見南京代表團時使用的一個詞大概是對的:芒刺。南京大屠殺,的確是很快迎來建交四十周年的中日關系中繞不開的那根刺。
歷史不容抹殺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有信心針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任何公開辯論。張憲文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主編,這套書已經公開出版了72卷,超過4000萬字,但是他手上掌握的原始資料一共超過5000萬字,預計最終會出到80卷,「這些都是日軍在南京針對平民大屠殺最直接的證據,如果說這是謊言,誰有本領能製造出五千萬字的謊言?」
何況這些史料不僅僅來自中國,很大一部分都來自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和義大利,既有政府文件,也有民間記錄,還包括日軍自己的各種日記書信、外國記者當時在南京寫回本國的報道、外國傳教士們的觀察等等。張憲文強調說,這些資料「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還有第三方,各種證據都能相互印證」。
張生教授也在自己的微博上不斷貼出各種原始證據,如日軍在古林寺(今南京古林公園附近)屠殺中國人的屍骸照片,這張照片是當時美國在南京的傳教士福斯特拍攝,現藏於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他的新著《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將於今年4月出版,當中也隨處可見各種原始資料。
最早河村隆之是以自己父親「在南京得到善待」作為「大屠殺不存在」的證據,但在22日的記者會中,河村隆之又說自己之所以如此表態的原因是「因為最近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看法」。張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近年來日本右翼組成有一些新的變化,一些大學學者也加入進去,當中比較著名的有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昭和史研究所代表中村粲等等,他們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方式和傳統全盤否認的方式不同,而是注重於否認證據鏈當中的一條,「比如某個美國人經歷過南京大屠殺,他留下了一些原始證據,但是後來發現他可能在國民黨政府中有一個職位,於是右翼就說他的材料不能作為證據」。張生說,右翼財勢雄厚,因此成果很廣,出版的書籍論文對日本社會影響不可謂不大,河村隆之可能也是受其很深的影響才會有這些顯得信心十足的表態。
張憲文回憶,2005年《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剛出版的時候,日本外務省曾經責令上海領事館副領事陪同日本軍方代表來南京采訪了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各種專家,這個采訪最後影響了日本外務省在內閣就這一問題的咨詢答辯,外務省隨後在官方網站上發出聲明:根據現有的資料和證據,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張憲文說,日方和中方雖然在受害者人數問題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日方也早就承認了當年日軍對中國非戰斗人員、和放下武器以及被俘虜的軍人進行殺害這一原則性事實。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吳先斌對《中國新聞周刊》強調,他收藏至今公眾所能看到的所有音像材料和照片,其實沒有一張是中國人自己拍攝的,都是來自當時留在南京的外國人,或者日軍自己為了炫耀戰功所拍。張生也說,南京大屠殺這個概念最早甚至不是中方提出來的,而是來自1937年12月30日德國駐北平大使館的畢達博士,他引述了《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斯提爾的報道,用這個詞形容了南京的情形,並向德國駐華大使館報告,使用的德文原文為「Nankinger Massacre」。
沉默不是金
名古屋事件發生後,有一條微博流傳甚廣:「2005年1月23日,近700人在阿姆斯特丹荷蘭劇場接力宣讀奧斯威辛集中營被害猶太人名單,用5天時間念完10.2萬個名字。日本廣島和平公園原子彈爆炸死難者紀念牆上,刻著237062個死難者名字????大屠殺「哭牆」僅銘刻10324個名字,其中3000個源自1946年的調查檔案。」
30萬的數字到底從何而來,為什麼中方只能提供一萬多個名字?是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們最常面對的問題。張生和張憲文都略帶不滿地提醒說,這種提問正是日本右翼最希望看到的,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你拿不出名字,大屠殺就不存在。
張生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完全是工業化的屠殺方式,猶太人被關在集中營中,有詳細的名單和冊子,所以容易恢復較多人名;但是當時在中國,戶籍制度很不完全,何況南京在日本的佔領之下,民間機構不可能進行什麼調查,加上日軍的屠殺方式「連德國人都嘲笑他們是中世紀的殘暴,為了節省子彈,寧可用刺刀」,而在戰後很長時間里,因為冷戰的關系,中方有一個重要的政治表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即當時侵略中國的「主要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因此既沒有更多地追究政治責任,也沒有很好的研究和追溯,更多具體的人就這樣淹沒在了歷史之中。但即使如此,這三十萬的數字也並非最早來自中方,而是在時任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致日本駐美外交機構的密電之中提及,這一文件現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可以作為旁證的則是,當時英國記者錢塞勒向他的英國同行田伯烈提供了一篇發往倫敦的新聞報道,報道援引了上海南市難民區負責人法國人饒神父的話,「他非常肯定中國平民遇難者300000這一數字是正確的」。 張憲文說,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其實成立了好幾個委員會來調查日軍的暴行,「挨家挨戶做了調查,明確了各種各樣被日軍殺害的方式,這些調查表符合口述歷史的規范」,但實際上這項工作只做了兩年,到了1948年,內戰進一步升級,調查就停止了,這些材料因此一直保存在檔案館中。1949年之後,大陸各種運動不斷,一直到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中方才在匆忙中重啟了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倖存者很大部分離開了南京,加上逐步去世,現在我們能調查到的倖存者只有兩三百人了,因此不可能去還原一個三十萬人的名單」。
另外,不少人對南京市政府這次的表現感覺失望,因為在河村隆之說這些話語的現場,沒有一個人站起來抗議。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會長童增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地說,這樣的情況不可能發生在韓日交往或者以色列與德國之間,同樣遭受了大屠殺,猶太人執著地把艾希曼綁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而我們卻在「中日友好」的大前提之下用「以德報怨」作為行為准則。石原慎太郎在這次事件中聲援河村隆之,他也素來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但是中方卻邀請他作為貴賓參加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這樣的禮貌到底是不是一種縱容?」
在掀起了這樣大的波瀾之後,南京出訪團沒有即時回國,而是隨後又前往歐洲繼續訪問,張生在自己的微博轉發了這條新聞,同時意味深長地說:「沉默,有時候不是金。」 (記者 李靜睿)

7. 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保釣聯合會」創辦人、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會長童增透露,「聯合會」將於近期召開第一次理事(董事)會。近期的具體活動包括:向中國國家海洋局正式提出租賃釣魚島的申請;籌辦「釣魚島列嶼———中國固有主權領土大展」,預計將於半年之內以全國各地巡迴展覽的形式舉辦。

8. 為二戰受害者奔走的兩位民間人士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是怎麼回事

3月21日,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和日本「中國人戰爭受害賠償訴訟日本律師辯護團」幹事長小野寺利孝聯合被提名為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是中日兩國民間人士首次聯合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21日,童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第一次獲得提名時,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覺得諾貝爾和平獎離自己比較遙遠。後來,當越來越多的中、外籍友好人士陸續與自己聯系,表達他們對中國民間堅持索賠問題的關注和同情時,他才逐漸意識到,即使在被提名這件事上,也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我們民族的事情。應該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國人伸張正義的行動。

童增表示,他將沿著索賠之路繼續走下去。「今年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我們會繼續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謝罪。同時,隨著加入到索賠行列中的人越來越多,我們還要加強探討如何在國際上伸張我們的權益。」童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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