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

1. 日本当年的细菌实验是什么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日本细菌战的罕见物证。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日本京都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

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731部队”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

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登革热病毒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

2. 陈薇院士父母工作过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院士的父母工作的地方是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因为没有太多的去调查。

3. 中祥投资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中祥投资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册，从事投资业务的专业性公司。公司成立于1999年7月，主要业务范围包括：证券投资、项目投资与管理、资产及基金管理、投资评估、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企业改制与公司上市等。
法定代表人：童增
成立时间：1999-07-09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11000000072968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万通新世界广场715B)

4. 冯锦华的相关文章

“小家”与“国家”
有时候，人不一定考虑到以后的事情，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不觉回头一看，十几年过去了。7年后，冯锦华这样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一头短碎发，皮肤白皙，身体微微发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小。
所有熟悉的朋友见了他都会问：锦华，你现在干什么？他则礼貌低调地回答：瞎忙、瞎忙。过去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多在中国的日企工作，月薪基本上都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社保各方面待遇都不错。
冯锦华至今没有固定职业，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在南宁出差，他和朋友在南宁有个工程。事业是他遗憾的地方，毕竟他已经38岁了。他的日语除了与日本记者偶然聊天外，很少说，有些都不太熟练了。性格决定命运，他并不后悔当初那样做，他喜欢尝试不同的生活。
冯锦华2001年12月10日接到判决书后没有上诉，十多天后，他低调地回国了一次，看望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2002年1月7日，他又返回日本，日本的职位还在，他要回去赚钱“养家糊口”。
第二次回来，他很迷茫，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他知道，今后不可能再返回日本工作了，虽然他并不一心返回日本，但今后的工作却是个大问题。
返回的那天，北京机场，爱国者同盟网等的网友租了一辆大巴到机场迎接他归来，这让他觉得很温暖，许多朋友一见如故。
在家里，他待了一段时间，接到了许多电话和捐款。有的人想见他，他都尽量去见。
现在他还记得，总捐款有2万多元，“我不愿意说捐给希望工程。”他说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冯锦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2002年，他遇到了童增。童增曾参与1996年的华人联合保钓运动，是参与该活动的内地代表人物之一。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香港，在海外华人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冯锦华来到了童增的公司工作，把家安到了北京。保钓运动在内地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他成为总联络人，征集人员，筹集资金。“什么人都来了，从博士到小学文化，从农民到高官，从老板到无业人员……有的会搞无线电，有的能搞到船只，有的能……”
近一年时间的筹备促成了2003年出海行动，当时北京是非典的重灾区，他们听传言说北京要封城，甚至准备步行到天津搭船。
比保钓活动本身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保钓活动聚集了一批爱国人士，北京、宁波、武汉、重庆……到哪里都有他的朋友。
历来外交无小事，“保钓运动”更事关国土争议。在中国外交上，草根民间团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成了“敏感人群”。“有的人因为参加保钓活动，个人生活遭到严重影响。”1990年代初，有的人因为给日本大使馆写了封信，就被调查。
现在，环境宽松了许多。遇到抗战纪念日，或敏感的事件，他们会组织人员去日本大使馆抗议，现场警察和记者比抗议的人群要多，但警察还是很尊重他们。
一些成员的家境并不太好，有的人家里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土地被强制征收，走上上访维权的道路。周围的人笑话他们：你们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还保什么钓鱼岛呢？
冯锦华觉得，这并不矛盾。“自己的房子要保，国家的领土也要保。不能说，我的房子保不了，就说这个钓鱼岛也不要。我们要宽容对待政府，政府也在发生转变，全中国人都在为这个奋斗，有的人比我们付出代价更大，把程维高搞下马的人，我见过，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好……我们希望每个国民都享有公民权。”
有的时候他跟公安人员说：“我看到你们都很亲切，我把你们当作中国人看待，不把你们当作公安局的人，不管你怎么对待我，咱们永远都是一个血脉。”这时候，警察也被他们的话感动。
记者问：如果发生以前的事，你还会那样做吗？
冯锦华说：在日本，我看到中国要派航天员升空的时候，当时眼眶就湿润了，回来后反而没有这样的感觉。也有人这样问我，我真的不能保证还会那样做。因为在国外，我会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回来后，我已经感觉不到特别，反而是，日本人没有欺负我们，我们自己却做了一些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
冯锦华社会活动者
1970年出生。1994年赴日留学，2001年因不满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神社两边的石兽座上喷漆抗议，造成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2001年岁末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

5. 童增的个人简介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祖籍湖北黄陂，世代书香门弟，祖上多人参加辛亥革命，其中三人参加了“武昌起义”。祖父童传钧经蒋介石首席智囊杨永泰推荐到行政院工作，后派驻财政部税务总署审计室主任。1948年支持和协助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后深感国民党腐败决议不去台湾。解放后经周恩来总理担保而免遭历次政治运动冲击。叔爷童陆生、童邱龙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童陆生在延安曾任军委一局局长，1945年与周恩来、章文晋组成“三人小组”，赴重庆、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童邱龙为济南军区炮兵副政委，生前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古今名人百幅字画（其中包括董其昌、郑板桥、徐悲鸿、潘天寿等大家的真迹）无偿捐献给国家。（摘自黄陂童家湾史）

6. 名古屋事件的名古屋事件

事件起因
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20日与到访的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刘志伟等人举行会谈，提到南京大屠杀时表示的确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他认为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并称日军在南京受到优待。
对于日本而言，只有诚心承认那段历史才能获得谅解；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尽力还原那段历史才能告慰亡灵
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2月20日上午在对南京市政府代表团的会见中公开怀疑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之后，南京市政府从21日凌晨开始先后发出两次声明，又在21日晚上宣布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这在向来以“中日友好”为外交准则的中国城市中可谓绝无仅有。中国外交部22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谈到关于日本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一事时表示，中方已就此事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对于南京作出暂停与名古屋市交往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
按照过去数次相似事件的惯例，黑客们在第一时间攻击了名古屋市政府的网站，该市动物园的一个网站主页甚至被贴上了“必须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标语。河村隆之随后的态度则让人疑惑：他一方面说自己的言行无礼及不适当，但又强调不会撤回或修改有关言论。 中日双方都在隔空喊话，虽然明知没有真正交手的机会，河村隆之说，“我想在当地举行一次公开的辩论会，我也要亲自前往”，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则在微博上表态，“我向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出公开挑战：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旁听人数，就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进行公开辩论！”
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使用的一个词大概是对的：芒刺。南京大屠杀，的确是很快迎来建交四十周年的中日关系中绕不开的那根刺。
历史不容抹杀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信心针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任何公开辩论。张宪文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主编，这套书已经公开出版了72卷，超过4000万字，但是他手上掌握的原始资料一共超过5000万字，预计最终会出到80卷，“这些都是日军在南京针对平民大屠杀最直接的证据，如果说这是谎言，谁有本领能制造出五千万字的谎言？”
何况这些史料不仅仅来自中国，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既有政府文件，也有民间记录，还包括日军自己的各种日记书信、外国记者当时在南京写回本国的报道、外国传教士们的观察等等。张宪文强调说，这些资料“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还有第三方，各种证据都能相互印证”。
张生教授也在自己的微博上不断贴出各种原始证据，如日军在古林寺(今南京古林公园附近)屠杀中国人的尸骸照片，这张照片是当时美国在南京的传教士福斯特拍摄，现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他的新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将于今年4月出版，当中也随处可见各种原始资料。
最早河村隆之是以自己父亲“在南京得到善待”作为“大屠杀不存在”的证据，但在22日的记者会中，河村隆之又说自己之所以如此表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张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近年来日本右翼组成有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大学学者也加入进去，当中比较著名的有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昭和史研究所代表中村粲等等，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方式和传统全盘否认的方式不同，而是注重于否认证据链当中的一条，“比如某个美国人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他留下了一些原始证据，但是后来发现他可能在国民党政府中有一个职位，于是右翼就说他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张生说，右翼财势雄厚，因此成果很广，出版的书籍论文对日本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大，河村隆之可能也是受其很深的影响才会有这些显得信心十足的表态。
张宪文回忆，2005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刚出版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曾经责令上海领事馆副领事陪同日本军方代表来南京采访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各种专家，这个采访最后影响了日本外务省在内阁就这一问题的咨询答辩，外务省随后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声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和证据，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张宪文说，日方和中方虽然在受害者人数问题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日方也早就承认了当年日军对中国非战斗人员、和放下武器以及被俘虏的军人进行杀害这一原则性事实。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他收藏至今公众所能看到的所有音像材料和照片，其实没有一张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都是来自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或者日军自己为了炫耀战功所拍。张生也说，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甚至不是中方提出来的，而是来自1937年12月30日德国驻北平大使馆的毕达博士，他引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的报道，用这个词形容了南京的情形，并向德国驻华大使馆报告，使用的德文原文为“Nankinger Massacre”。
沉默不是金
名古屋事件发生后，有一条微博流传甚广：“2005年1月23日，近700人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剧场接力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犹太人名单，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名字？???大屠杀“哭墙”仅铭刻10324个名字，其中3000个源自1946年的调查档案。”
30万的数字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中方只能提供一万多个名字？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们最常面对的问题。张生和张宪文都略带不满地提醒说，这种提问正是日本右翼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你拿不出名字，大屠杀就不存在。
张生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工业化的屠杀方式，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中，有详细的名单和册子，所以容易恢复较多人名；但是当时在中国，户籍制度很不完全，何况南京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民间机构不可能进行什么调查，加上日军的屠杀方式“连德国人都嘲笑他们是中世纪的残暴，为了节省子弹，宁可用刺刀”，而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因为冷战的关系，中方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表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即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因此既没有更多地追究政治责任，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和追溯，更多具体的人就这样淹没在了历史之中。但即使如此，这三十万的数字也并非最早来自中方，而是在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本驻美外交机构的密电之中提及，这一文件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可以作为旁证的则是，当时英国记者钱塞勒向他的英国同行田伯烈提供了一篇发往伦敦的新闻报道，报道援引了上海南市难民区负责人法国人饶神父的话，“他非常肯定中国平民遇难者300000这一数字是正确的”。 张宪文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其实成立了好几个委员会来调查日军的暴行，“挨家挨户做了调查，明确了各种各样被日军杀害的方式，这些调查表符合口述历史的规范”，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只做了两年，到了1948年，内战进一步升级，调查就停止了，这些材料因此一直保存在档案馆中。1949年之后，大陆各种运动不断，一直到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中方才在匆忙中重启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幸存者很大部分离开了南京，加上逐步去世，现在我们能调查到的幸存者只有两三百人了，因此不可能去还原一个三十万人的名单”。
另外，不少人对南京市政府这次的表现感觉失望，因为在河村隆之说这些话语的现场，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抗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地说，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韩日交往或者以色列与德国之间，同样遭受了大屠杀，犹太人执著地把艾希曼绑架回以色列接受审判，而我们却在“中日友好”的大前提之下用“以德报怨”作为行为准则。石原慎太郎在这次事件中声援河村隆之，他也素来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但是中方却邀请他作为贵宾参加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礼貌到底是不是一种纵容？”
在掀起了这样大的波澜之后，南京出访团没有即时回国，而是随后又前往欧洲继续访问，张生在自己的微博转发了这条新闻，同时意味深长地说：“沉默，有时候不是金。” (记者 李静睿)

7. 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保钓联合会”创办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透露，“联合会”将于近期召开第一次理事（董事）会。近期的具体活动包括：向中国国家海洋局正式提出租赁钓鱼岛的申请；筹办“钓鱼岛列屿———中国固有主权领土大展”，预计将于半年之内以全国各地巡回展览的形式举办。

8. 为二战受害者奔走的两位民间人士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是怎么回事

3月21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和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联合被提名为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首次联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1日，童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次获得提名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诺贝尔和平奖离自己比较遥远。后来，当越来越多的中、外籍友好人士陆续与自己联系，表达他们对中国民间坚持索赔问题的关注和同情时，他才逐渐意识到，即使在被提名这件事上，也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民族的事情。应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伸张正义的行动。

童增表示，他将沿着索赔之路继续走下去。“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我们会继续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谢罪。同时，随着加入到索赔行列中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还要加强探讨如何在国际上伸张我们的权益。”童增说。